丝绸南路平坦宽阔，事异时移，如今的玄奘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战战兢兢都不敢在白天上路的偷渡僧人，不再需要小心翼翼沿途闪躲多走许多弯路，更不必担心取水时被人一箭射死--他的行李从一个单人背囊变成了数以吨计的经卷宝物；他不再是一个人上路，也无需一个人在茫茫沙漠戈壁中苦苦寻找水源，用信念和毅力支持自己前进；他的周围云集着各国的高僧、使者，他们众星拱月般的陪伴着这位当世最杰出的圣僧东归，他们觉得无比自豪，因为他们将要前往的是那个时代最强大、最繁华、最神秘的东方大国--大唐。

从曲女城到于阗，玄奘和他的队伍足足走了三年，玄奘有意放慢脚步，不急不缓的走访了来时未及游历的各处名胜佛迹，不断接纳新的成员加入到这支庞大的观光团里来。他们受到了沿途各国最高级别的礼遇，即便在那些并不信奉佛教的国家里，玄奘也被看成是大唐的象征，国王们纷纷请求玄奘向大唐皇帝转达最诚挚的敬意。

不是使节胜似使节，这或许是对玄奘当时身份的最好概括。

玄奘归来的消息传到了于阗，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西域古国沸腾了。于阗国王带着王子打马飞奔赶到国境，见了玄奘一面后，当即留下王子陪伴，自己又打马赶回王城准备欢迎仪式。当玄奘一行就快走到王城时，国王又派出大臣在半道迎接，恭恭敬敬的将他迎入王城。

如果说高昌是玄奘离开大唐后、开始西行前的筹备基地，那么于阗就是他西行归来、返回大唐前的一个缓冲之所。不论是离开还是归来，玄奘西行都已不再是一次简单的佛教活动--十八年前，西域与大唐关山相隔，十八年后，大唐俨然已是西域的主人，当中涉及到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都需要玄奘在回国前进行充分的了结和准备。

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人，是不会因为内心强烈的愿望而去盲目的做一件事，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规划，才能为下一步计划的实施保驾护航。

为了更好的完成从游学僧人到大唐臣民的角色转换，玄奘在于阗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第一，整理物资。这里的物资包括从印度带回来的经卷、佛像、珍宝等贵重物品，也包括沿途所需粮食药品衣物马匹骆驼等后勤物资。管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一个细节都需要统筹安排，更紧要的是，由于在横渡印度河时损失了一部分经卷，所以玄奘要利用在于阗停留的机会派人去龟兹、疏勒等地补抄经文。

第二，了解情况。这里的情况也包括两部分，一是于阗当地的风俗民情，这是玄奘每到一处的惯例，也是后来撰写《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二是整个西域现在的政治局势以及与唐朝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早在贞观初年离开河西的时候，玄奘就感觉到唐太宗有对西域用兵的迹象，所以他必须清楚哪些地方已经划入大唐版图，哪些地方还是独立的国家，哪些地方受突厥控制，哪些地方已经臣服大唐。

第三，上书朝廷。由于自己当年是以一个偷渡者的身份私自离国，而朝廷的通缉令很可能到现在还没撤销，所以玄奘必须上书朝廷，向朝廷说明取经的原委和成果，恳求朝廷不计罪过批准自己入境。

在西域，僧人与商队往往是结伴而行，一边游历一边传道，因此，商队不但是传播佛教的重要媒介，也是各种消息的主要来源。玄奘到达于阗后不久，一个名叫马玄志的高昌商人带着他的驼队也从来到了于阗。玄奘连忙找到马玄志，向他打听义兄高昌王麹文泰的消息，但是得到的却是麹文泰亡国身死的噩耗。

早在贞观四年，也就是玄奘到达那烂陀寺所在的摩揭陀国的前一年，高昌王麴文泰曾亲自前往长安觐见唐太宗李世民。不过当时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还很有限，所以与叶护可汗有姻亲关系的麴文泰还是把西突厥当成自己的靠山，每每阻止西域各国通过其境向唐朝入贡，还时不时发兵侵扰已经归附唐朝的伊吾、焉耆等国。唐太宗一怒之下，才下决心拔掉高昌这颗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又不顺从听话的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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