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廷杰教授：道安对译经事业的贡献
韩廷杰
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省正定県南)人。生于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出身于书香门第，幼丧双亲，被表兄孔氏收养，七岁读书，五经文义，已稍微通达。十二岁出家为僧，非常聪明，但外貌丑陋，不被师父看重，让他到田园干活，长达三年。他辛勤劳动，毫无怨言。他精进努力，斋戒无缺。数年之后，才向师父要求念经。师父给他《辨意经》一卷，有五千多字。道安携此佛经到田地干活，休息时抽空阅读。晚上回来后，把佛经还给师父，又要另一本。师父说：“昨天给你经了，你不读，今天又来要经。
道安声望不断提高，四方学士竞相前来拜师，受业弟子有法汰、慧远等五百多人。后遇石氏之乱，道安感到天灾人祸，率众入王屋女机山，不久后又渡河至陆浑(今河南嵩県东北)，山栖木食修学。不久后，慕容暐攻河南，道安等南投襄阳，行至新野(今河南西南)，道安对弟子们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⑵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道安派法汰等去扬州，派法和等入蜀，道安率弟子慧远等至襄阳。习凿齿听说后，前来拜访，坐稳后说：“四海习凿齿。”道安回答说：“弥天释道安。”⑶ 习凿齿曾给谢安写信说：“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观，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故最是所长，作义乃似法兰、法祖辈，统以大无，不肯稍齐物等智，在方中驰骋也。恨不使足下见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见足下。”⑷由此可见，道安不靠神通，不以势压人。而靠广博的学问，靠高尚的道德行为，统率大众，受到当时人的赞美。苻坚素闻其声，常说：“襄阳有释道安是名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⑸苻坚攻破襄阳，道安、习凿齿被擒，苻坚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⑹从此以后，道安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人，大弘法化。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65年)二月八日卒，葬于五重寺内。
道安既是佛教领袖，又是佛教学者，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译经
道安对原有的译经很不满意，《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记载说：“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⑺原有的译经，经常出现错误，佛经的深奥义理表达不出来。致使道安讲经说法的时候，只能讲个大概意思，不能细讲。《出三藏记集》卷八载有道安写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谈到他讲《般若经》的情况：“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乃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然每至滞句，首尾隐没，释卷深思，恨不见护公、叉罗等。”⑻道安在襄阳(汉阴)十五年，每年讲《放光般若经》两遍，到京师长安快四年了，仍然坚持每年讲两遍，从不懈怠，经常遇到“滞句”、“隐没”之类的情况。恨不得拜见《光赞般若经》的译者竺法护和《放光般若经》的译者无罗叉，向他们请教。
以上遭遇，使他下决心参与译经。道安本人不懂梵文，不能亲自译，但凭他佛教领袖地位，可以组织译经。道安在长安的七年当中，主要任务是组织译经，并为译经写序，《出三藏记集》卷六、七、八、九、十五卷收录道安写的经序十四篇。经过长期的翻译实践，他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具体反应在他写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则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令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未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以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勇乎？斯三不易也。涉此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正当以不闻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何复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⑼
“五失本”是说有五种情况可以允许汉语译文与梵文原典不一致：一、从语法上考虑问题，梵语往往是倒装句，一般来说是把动词放在后面，如果死译，汉语不通，所以汉语译文应当服从汉语的语法形式，方成通顺译文。二、一般来说，梵本佛经都很质朴，但中国人喜欢漂亮文雅的汉语。为了迎合中国人的这种喜好，佛经译文一定要修饰。道安提出这一原则，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个人的爱好密切相关。《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记载说：“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与学士杨弘仲论诗风雅，皆有理致。”⑽道安不仅熟读佛教经典，也喜欢读佛教以外的书籍，很会写文章，文笔很好，文学造诣很深，常与学士讨论写诗问题，发表的意见很在行，很有道理。三、梵本佛经当其表达感叹、歌颂或叮咛的时候，行文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再三重复，不厌其烦。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写文章，喜欢简洁明了。为了迎合中国人的爱好，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把重复的部分删除掉。四、梵本佛经，往往以长行把问题说明以后，再用颂文进行总结，此称“义说”，很像是中国韵文的韵语。从内容来讲，颂文与长行无任何区别，这种情况很多。翻译为汉语的时候，要把重复部分删掉。五、前文已经把所要讲的问题都说清楚了，在后文论述其他问题的时候，又要涉及前述问题。在此情况下，梵本佛经往往出现重复。在译为汉语的时候，要把重复部分删除掉。
“三不易”是说有三种情况，使佛经翻译感到很困难，很不容易：一、《般若经》等佛经，是具三明(三种神通)之佛所说，是佛出广长舌所宣讲。圣人说法因时而宜，因人而宜，把这种典雅的古文，翻译为适合今人的语言，这是第一种不容易。二、佛教经典的作者佛(说经)、菩萨(造论)都是智者，我们凡夫却很愚昧。佛、菩萨都是圣人，我们是凡夫俗子，相距甚远，不属于一个层次。圣人说的话深奥难懂，时间又相距甚远，翻译为适合当今俗人阅读的经典，这是第二种不容易。三、第一次佛教结集时，阿难背诵出佛说的经，离佛涅槃不久，尊者大迦叶让五百名有六种神通的阿罗汉互相审查，互相校对，书写。现在距此已经有一千年了，用现代人的意向进行衡量，那些阿罗汉们是那样的有智慧，处于生死轮回中的有情众生又是这样的平庸，怎能不知传法之难呢？这是第三种不容易。
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是要告诫时人，在翻译佛经的时候，肯定要遇到很多困难，很不容易解决。所以要慎之又慎，千万不可草率行事。把印度人的佛教理论介绍到中国来，让中国人理解，没有“五失本”怎么能行呢？
道安的译经理论影响巨大，姚秦鸠摩罗什译经的时，其助手僧叡 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予既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诚，属当译任，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慎交怀，惕焉若厉。”⑾隋代彦悰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在其着作《辨正论》中，具体列出“五失本，三不易”的内容，然后赞美说：“余观道安法师，独禀神慧，高振天才，领袖先贤，开通后学，修经录，则法藏逾阐，理众仪，则僧宝弥盛。世称印手菩萨，岂虚也哉！详梵典之难易，论译人之得失，可谓洞人幽微，能究深隐。”⑿此中所说“梵典之难易”即指“三不易”，此中所说“译人之得失”即指“五失本”。彦悰认为，只要执行“三不易，五失本”的译经原则，就能表达印度佛经深奥难懂的佛教义理。
正确表达印度佛经的正确义理，这是译经的根本目的，具体方法可以灵活掌握。如前所述，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此经已佚，序言仍存。序言说明该经的译出时间是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译经原则的时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跋澄翻译《鞞婆沙论》的时间是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即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译经理论的第二年。道安也为这部论写了序言，其序称：“赵郎谓译人曰：‘《尔雅》有《释古》、《释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亡，经亡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⒀赵政提出的译经主张，道安是同意的。赵政主张尽量保留经本原貌，不要追求华丽，不要过多修饰，保留原经的质朴状态，也不要过多删除(损言)。除“改倒句”符合道安“五失本”的第一条外，其余皆不符。说明道安在译经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恪守“五失本”的原则。
二、注经
《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称：“佛之着教，真人发起，大行于外国，有自来矣。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也。然方言殊音，文质从异，译胡为晋，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胡，众经浩然，难以折中。”⒁这里说明道安注经的原因。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要靠翻译，印中两国的语言结构不同，发音不同，文质不同。从事佛经翻译的人很多，他们有的通梵文而不通汉语，有的通汉语而不通梵文，译出的佛经自然难懂，这就促使道安下决心注经。
道安所注佛经主要如下：
《光赞折中解》一卷
《光赞抄解》一卷
《般若放光品折疑准》一卷
《般若放光品折疑略》一卷
《般若放光品起尽解》一卷
《道行品集异注》一卷
《大十二门注》一卷、
《小十二门注》一卷
《了本生死注》一卷
《密迹金刚经甄解》一卷
《持心梵天经甄解》一卷
《贤劫八万四千度无极解》一卷
《人本欲生经注撮解》一卷
《安般守意解》一卷
《阴持入经注》一卷
《大道地经注》一卷
《十法句义杂解》一卷
《义指注》一卷
《九十八结解》和《约通解》共一卷
《三十二相解》一卷
除以上注经，他还写过《三界诸天录》一卷、《经录》一卷、《答法汰难》一卷、《答法将难》一卷、《西域志》一卷。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对此总结如下：“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意，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敍，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⒂
从道安的着作来看，他的佛学知识非常广博，他所弘扬的主要是般若学和禅学，也涉及到小乘佛教、戒律等。《出三藏记集》卷七《道行经序》称：“大哉智度，万圣资通，咸宗以成也。地含日照，无法不周，不恃不处，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无形，两忘玄漠，块然无主，此智之纪也。夫永寿莫美 乎上乾，而齐之殇子。神伟莫美于凌虚，而同之涓滞，至德莫大乎真人，而比之朽种。高妙莫大乎世雄，而喻之幻梦。由此论之，亮为众圣宗矣。何者？执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为之域耳。非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也。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⒃这里所说的“智度”即般若波罗蜜。道安所讲的般若学有二大特点：一、用道教的“真人”等名词概念论述般若；二、把空、有两过结合在一起，因为他提出“游真如据法性”的问题。大乘空宗主张一切皆空，并不承认真如法性。
道安的禅学观点也很有特色，他把四禅、四无量心、四空定之十二门禅说成是“三乘之大路”。“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前二乘是小乘，后一乘是大乘。道安认为，三乘证果，都离不开十二门禅。
道安对小乘佛教的推崇，反映在他写的《鞞婆沙序》和《阿毘昙序》中，对戒律的重视则反映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戒序》中。梁慧皎着《高僧传》卷五《道安传》称：“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⒄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制定僧规。本传又记载说“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⒅由此可见，道安是弥勒净土信仰的先驱者。本传又记载说：“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每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 与经符，遂为永式。”⒆道安首次规定，出家人皆姓“释”，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三、编纂经录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传》称：“自汉暨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⒇从汉到晋，翻译的佛经越来越多，有的译师不记名字，后人追忆又搞不清年代。为清楚起见，道安着《综理众经目录》，又称为《道安录》或《安录》。说明译师、译时、新译、旧译等，使读者一目了然。道安原着已失，大部份内容保留在僧佑着《出三藏记集》卷三、卷五当中。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安录》大概面貌。《安录》大概分为以下七个部份：
一、经律论录，《出三藏记集》卷一的《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是在《安录》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共收经律论四百五十部，凡一千八百六十七卷。
二、古异经录。《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古异经录》说明如下：“古异今者，盖先出之遗文也。寻《安录》，自《道地要语》迄《四姓长者》合九十有二经，标为古异。虽经文散逸，多有缺亡，观其存篇，古今可辨。或无别名题，取经语以为目，或撮略《四含》，摘一事而立卷，名号质实，信古典矣。”(21)道安以前的某些译经，已不知译师、译时者，称为“古异经”。这些佛经多为《阿含经》的某一部份，多为残篇，有的题目也没有了，就用经文中的一句话作为题目。
三、失译经录。《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失译 经录》说明如下：“佑校安公旧录，其经有译名则继录上卷，无译名者则条目于下。寻《安录》自《修行本起》讫于《和达》，凡一百三十四经，莫详其人。又关、凉二录，并缺译名，今总而次，列入失源之部。《安录》诚佳，颇恨太简，注目经名，撮题两字，且不列卷数，行间相接，后人传写，名部混糅。且朱点为标，朱灭则乱，循空追求，困于难了。斯亦玙璠之一玷也。且众录杂经，苞集逸异，名多重复，迭相散紊。”(22)“失译”即已不知译师之名。僧佑在肯定《安录》的前提下，也指出他的缺点，太简单化了，只注经名，不列卷数，还有很多重复。共收142部147卷。
四、凉土异经录。“凉土”相当于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共收五十九部七十九卷。
五、关中异经录。共收二十四部二十四卷。
六、疑经录。共收二十六部三十卷。道安说明如下：“外国僧法，学皆跪而口授。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若有一字异者，共相推校，得便摈之，僧法无纵也。经至晋土，其年未远，而喜事者，以沙糅金，斌斌如也，而无括正，何以别真伪乎！农者禾草俱存，后稷为之叹息，金匮玉石同缄，卞和为之怀耻。安敢预学次，见 渭杂流，龙蛇并进，岂不耻之。”(23)由此可见，道安对伪经恨之入骨，一定要把它消除出去。
七、注经及杂经志录。共收二十四部二十七卷。其中包括《经录》等着作四部，关于《经录》，道安说明如下：“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已来，迄今晋兴宁二年(公元366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24)可见道安时代，译师得到什么经，就翻译什么经，还没有受宗派、学派影响，也没有系统性。
注解：
⑴语见《高僧传》卷五，中华书局版《高僧传合集》第31页。
⑵⑶《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2页。
⑷《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562-563页。
⑸⑹同上书，第563页。
⑺同上书，第561页。
⑻同上书，第289页。
⑼同上书，第289-290页。
⑽同上书，第563页。
⑾参见《出三藏记集》卷八僧叡着《大品经序》，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92页。
⑿语见《续高僧传》卷二《彦悰传》，中华书局版《高僧传合集》第118页。
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2页。
⒁同上书，第227页。
⒂同上书，第561页。
⒃同上书，第262-263页。
⒄⒅中华书局版《高僧传合集》，第312页。
⒆同上书，第311页。
⒇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1-562页。
(21)同上书，第91-92页。
(22)同上书，第98页。
(23)《出三世记集》卷五，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21-222页。
(24)同上书，第2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