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所处的时代，中原地区的佛经大多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入的梵本，而是中亚和西域各种语言翻译过来的胡本。也就是说，这些佛经是先从梵本翻译成胡本，再从胡本翻译成汉本，而中亚和西域的语言又因为这些地区千百年来动荡局势和国家民族的变迁消亡而变得很难考证，就造成了同样一部佛经存在多个不同版本解释的情况，甚至同一个版本在不同年代的解释也不同，这就给佛教的传播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印度版佛经，就成了中原佛经破除陈旧版本、接受佛教发源地最新最热佛教思想的上等原材料。

此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落，很多重要佛经的梵文版本就此失传，因此，玄奘翻译的汉本佛经就成为硕果仅存的孤本，可见玄奘明为取经实为护经的行为是多么的具有先见之明。

二、人才。

《天下无贼》中的黎叔有一句经典台词：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

这句话放在玄奘的时代同样适用：7世纪译经什么最重要？还是人才。

任何一项工程都是团队合作的产物，再伟大的人都不可能凭一个人的力量去做事业。

所以，在得到充足的物质保障后，玄奘就开始着手组建译经团队。玄奘对这些由他亲手挑选的经书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在挑选人才上也格外严格：

首先，要有精湛的佛学修为。这是最起码的前提，如果一个僧人连本国的汉语佛经都理解不透，又有什么资格参加这类高难度的译经？

其次，要精通梵文和汉语。这是专业技能，译经，就是把经书从梵文翻译到汉语，如果不懂梵文，谈何译经？

再次，要有良好的品行。这一点看似与译经无关，但在玄奘看来却非常重要--一个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的军官，会容忍手下的士兵们自由散漫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最后，要有使命感。译经是一项事业，事业在很多时候是不计回报的，所以支撑一个人为事业而坚持不懈的，正是使命感。那些只把入选译经队伍当作业内或官方对自己修为、资历、声望认可而不把它看成一项神圣使命的僧人，玄奘是不会要的，不管你年纪多大、是哪所寺庙的方丈主持。

另外可能还有一个潜在的标准，那就是年龄：译经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庞大工程，既是脑力活，又需要精神体力来支持，所以同等条件下，那些年长体弱的高僧们也许就不在玄奘考虑的范围内了。

定下这些要求后，玄奘就把申请组建译经团队的表章上呈给了房玄龄。房玄龄当即派人前往全国各地，以公文的形式让地方上推举高僧进京面试，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高僧选拔活动开始了。

最后，留在玄奘译经队伍里的核心成员包括证义大德十二人、缀文大德九人、字学大德一人、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大唐西域记》的执笔者，年仅二十六岁的佛界后起之秀辩机就在九位缀文大德之列。

三、现场管理。

一项工程，光有充足的原材料和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还不够，它需要有人在现场指挥，对工程进度、项目安排、部门合作、应急措施有一个全局的把握。现场管理，其实就是去处理无数计划中意料外的小事件，这些事件看似毫不起眼，却能影响整个工程的开展。开译场译经，玄奘不是第一人，但是在译场的组织管理上，玄奘无疑做得最好，也直接体现了他出色的管理能力。

四、标准化生产。

工程有工程标准，译经也有译经的标准。玄奘在佛教翻译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他尊重原著，提出了类似于近代学者严复总结的信达雅的佛经翻译标准。信，就是准确，也就是直译，要确保佛经的完整性和本意不被曲解改动；达，就是生动，也就是在准确直译的基础上，对佛经的内容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避免重复和赘述；雅，就是润饰，也是最后一步，即在保证信和达的前提下，对翻译过来的汉语佛经的遣词造句进行加工修饰，使佛经既有思想性，又有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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