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法师：欢喜与不欢喜
出家以来，我一直不擅长佛门很重要的经忏佛事，但是为了帮忙远地的师兄，我常常披星戴月，翻山越岭，一天走上一百多华里的路程，只为了赶赴一场超度佛事。如是达数年之久，我经历不止百台的焰口法会。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学会了各种楗槌梵呗，也熟悉了法会忏仪的程序，少年初学的我，由此体会到佛教自利利他的方便所带来的法喜。然而对于当时一般寺庙赶赴经忏、度死重于度生的情况，我始终不以为然。
二十一岁时，我担任南京华藏寺监寺，虽然订定了各种新的寺规，但是为了促进与旧僧之间的融和，以达到改良陋习的效果，对于经忏佛事的频繁，我还是保持容忍的态度。来到台湾后，我矢志从事佛教文教工作，宁受饥饿贫困，也不稍改初衷。在三十年前，我创办寿山佛学院时，为了筹措资金，我也曾打破往例，在太平间通宵达旦为亡者诵经超荐，我不觉得勉强，也不以为辛苦，因为我是在为众生累世的慧命募集道粮。如今眼见一所所的佛学院成立了，数以千计的佛子在毕业后为佛教奉献心力，我深感欣慰。
我向来没有音乐素养，也毫无高歌吟唱的雅兴，但是为了使正信的佛法能在宝岛顺利地弘扬开来，我将满腔的弘教热忱一倾而出，写成诗词，请人谱曲，我还组织佛教圣歌团，延聘老师教唱，到各地去高展歌喉，居然广受欢迎，而深奥幽玄的法义就在轻快悠扬的乐声诠释下，迅速地深入人心。后来，我又陆续举办佛教梵呗歌唱比赛，以及梵音海潮音演唱会、录制佛教音乐唱片、发行录像带，也都获得了广大的回响。我以身体力行证明了，即使不喜欢「哆雷咪」，不认得「五线谱」，只要有心，也能以乐曲歌声为佛教作法音宣流。
自从学佛以来，我一直发愿生生世世来此娑婆度化众生，因此，虽然在念佛方面曾有愉悦忘我的心得，但向来不以「往生西方」作为自己的修行诉求。然而，刚开始在台湾弘法时，为了度众的方便，我也曾于各地遍设念佛会，并经常主持佛七法会，开示念佛法要，如此持续近三十余年之久。当初因念佛因缘而皈依三宝的信徒，后来不是投入佛门披剃出家，便是成立佛化家庭，他们积极参与各种佛教活动，对于台湾佛教的蓬勃发展有著莫大的贡献。念佛修行不但庄严了彼生的莲邦，也净化了此生的娑婆。
我曾在大陆金山寺、天宁寺的各处禅堂参学，在禅七中，我虽然曾经体会甚深禅悦，却不主张槁木死灰般的宴坐冥想，我以为真正的禅味源自心头，而非枯坐。尽管如此，为了摄受不同类型的众生，我不但举办了多次的禅七法会，并且在短期出家修道会、教师佛学夏令营、大专佛学夏令营等活动中，开办禅坐课程，藉著这项活动，也激起不少学员的向道之心。目前佛光山正在筹建大型的禅堂，我希望藉由正确的修禅调心，能使整个社会更趋于祥和安乐。
过去，一位密宗的仁波切曾对我说，学密要有十年显教的基础，否则容易走火入魔。后来，我入世布教，也不倡导修密，但是，我并不予以排斥，我反而主办显密佛学会议、禅净密三修法会，我想藉著这些活动，来促进各宗派彼此的了解，团结佛教的力量，以达到益世度众的成效。
我自幼家境贫寒，出家以后，在丛林参学，物质更是缺乏，不但经常三餐不继，不得温饱，身上的衣袜也尽是捡同参道友们千疮百孔的旧物来穿著。在如此艰困的生活下，久而久之，遂养成我不上街购物的习惯；但是，当我领队至澎湖等离岛布教，或者率团到国外弘法时，为了广结善缘，给人欢喜，我总是率先掏钱购买当地小贩兜售的纪念品。虽然每次回来总是为了处理这些粗制滥造的物品而伤透脑筋，但我还是乐于随缘布施。
丛林十载，在严苛的教育薰陶下，我惯于逆来顺受，并且乐于与人配合，我不喜欢孤立，更不爱作领导人。可是，当我初来台湾时，却备受长老们的打压，他们拒绝我们挂单，不采用我们的投稿，我只好认清时务，自求充实。数十年来，我不怨不悔，为佛教肝脑涂地，培养人才，创办各种事业，却屡遭同侪排挤，或许我和他们的宗门素无渊源，或者我不是他们的同事同学，他们甚至想尽法子，阻碍我代表出席世界性的佛教会议，自忖教界四分五裂，缺乏共识，何能奢言团结共勉？为了佛教的发展，我唯有孤军奋斗，为佛教开创另一片天地。
承蒙信徒的厚爱与支持，在多年的辛勤耕耘下，我们将佛教从国内各地带向世界五大洲，如今，我拥有多个国家颁发的荣誉公民证书，也蒙赠市钥，连四十年来与我有缘无分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也将我拥上荣誉主席的宝座。对于这些名位，我向来不忮不求，但是当众意难违时，我也乐意为了佛教，当仁不让地接受殊荣。一九八五年，我毫不眷恋地将佛光山交给我的弟子管理。一九九二年，我又本著舍我其谁的精神，组织国际佛光会，期使佛光能普照寰宇，造福人群。
我年少时就在深山古刹中参学，听惯了松涛拍岸，鸟叫虫鸣，看尽了夏涧秋谷、春花冬雪，在自然的怀抱中陶冶长大，我不喜欢使用繁复冰冷的机械，但是，当经济较为充裕时，我却买了一些录音机、照相机送给需要的人，好让大家共享一份文明的喜悦，而我自己却连一台收音机也没有。大陆的乡亲特别喜爱电视机，我也满足他们的希望，尽量购买，并且从香港雇车运到内地，分赠邻里故旧，后来，由于需索太滥，我才予以节制。我的弟子们基于尊敬师父，常供养我一些自动化的电器用品，只可惜我过惯了简朴的生活，不喜欢操作按键，也只有转赠他人。
我原本生性内向，不喜多言，我乐于宁静自处，观察思惟，然而当我踏入红尘浊世，发觉世间需要佛法的滋润时，我不再沉寂无声，闭关自守，我开始走进社会，接触群众。我一改羞怯的本性，在台上讲经说法，在台下接引信众，以佛法真理唤醒迷惑的众生。四十年来，我日日与群众为伍，我没有自己房间的个人锁匙，我没有一封不可给人看的信函，我没有不给人知道的行踪，我时时刻刻都属于大众所有。我虽然牺牲了个人独处的时间，但是也因此长养了我些许的慈心与愿力。
所以，我闭过关，但我不主张一定闭关修行；我曾持「过午不食」，但我不主张一定过午不食。我认为真正的行者，应该是人间的菩萨，以社会大众为第一，不必把自己生活上衣食住行的问题看得太过重要。尽管如此，我并不拘泥己见，我不但建立了几座设备完善的关房，还曾经帮别人护关，并且亲往探视正在闭关的后学，指导他们所遇到的障碍。
我从小吃惯了粗茶淡饭，再加上生性疏懒，连三餐都崇尚简便。平常，我只要有一碗茶泡饭、一道小菜，心中就感到非常满足。可是我每到一地弘法，信徒总是热忱供养佳肴果蔬、琼浆玉液，往往前一餐的饮食还未消化，第二餐的邀宴又接踵而至，如是周而复始，心中常引以为苦，为了给对方欢喜，我只好勉强自己的不喜欢，接受邀请。假如有人问我，在我一生中，最不喜欢的事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在弘法访问中，第一苦是宴会，第二苦是照相，第三苦是周围都是人，连要去厕所方便都不方便。但是看到信徒的虔诚欢喜，就算自己不喜欢，也实在不忍拂逆。
弘法行程中的送往迎来也是一苦。我向来害怕惊动别人，所以喜欢悄然来去，然而往往事与愿违。记得四十年前，我住在宜兰及台北，每次南下到高雄讲经时，信徒总是请了乐队，一路吹打，浩浩荡荡地到火车站来迎送，后来为了避免路人讶异，我只得改搭夜车，信徒还是不辞劳苦，赶来接送。直到现在，所到之处，无论是国内、国外，无论是城市、乡村，善男信女的隆情厚意依然有增无减，他们或持鲜花素果顶戴相迎，或请警察车队一路护送。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到俄罗斯成立佛光会，廖泓毅先生竟然请了六名秘密警察，护送我到圣彼德堡，一路来回，不离我半步。看到大家为我如此辛苦忙碌，心中实在过意不去，可是想到自己如果一味拒绝，也不尽合乎人情，所谓「欢喜与不欢喜」，只得随缘。
我一向拙于书法，也不喜欢被人拍照。但是见到信徒欢喜的容颜，我总是打从心里高兴起来，因此当有人索取题字或要求合照时，我总是有求必应，给予种种方便。只是，往往答应下来，就欲罢不能，一次挥毫数十张是常有的事，而照相的人更是一波一波，络绎不绝，虽然腿酸脚麻，我也都恒顺众生，忍耐接受，不能想自己「喜欢或不喜欢」。
青年时，我目睹军阀违法乱纪、政客胡作非为，心中痛恨不已，因此对于政治素不喜好。然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出家人秉持佛陀的慈心悲愿，凡有利于众生者，应该不计个人利害，为所当为，是以我建言开放民主的门槛，我力倡促进两岸的和谐。当弘法因缘成熟时，前来听经请法者，不乏军政人士，我以常礼待之，从未逾越出家人本分，无奈却因此在报章上与「政治」相提并论。虽然如此，我自忖问心无愧，故也不以为意，再说国家社会若能因此在正法的引导下政通人和，人民安和乐利，也未尝不是好事啊！我无意出仕干治，但是我愿本著「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为全民谋取福利，将「喜欢与不喜欢」置之度外。
记得以前我出席佛教会议，一些与会者只要一见到我起身发言，便面色凝重，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性喜改革的激进分子。其实，我相当保守，也很执著传统，我曾建议信徒应为佛教所有，教产应为教会所有，我曾倡言佛教应有统一的制度，我也希望国家和人民的典礼规范，应以佛门为准。我一直用心研究古德制定清规的用意，但是，我也本著日新又新，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发展佛法事业上力求突破。我以为，我们不应故步自封，墨守成规，以现状为满足，因此，我改良弘法讲经方式，积极运用各种方法推动国际佛教，以前瞻性的思想课徒教众。为了佛教的前途，为了众生的福祉，我觉得佛子们都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必太计较一己的「喜欢与不喜欢」。
我不喜欢出名，但是近二十年来，我颇受盛名之累；我不喜欢理财，但是我必须为了佛教的建设而运筹帷幄，周转募款；我不喜欢计较，但是我不能因循苟且，积非成是；我不喜欢权力，但是我理应为了正义而主持公道。我奉行老师的训示，以欢喜的心情，做了许多并非自己所喜欢的事，悠悠岁月，就这样过著人生。
那么，我究竟喜欢什么呢？我拥有动静两方面的嗜好，终以因缘不合，而埋藏心底，例如：
我自幼喜欢随手涂鸦，将见闻思想付诸笔墨，及至年长，我立愿以文字般若弘扬佛法，不意事与愿违，繁忙的弘法行程，使我不得不割舍我的兴趣。但我并不觉得可惜，因为一失必有一得，一得也必有一失，我从信徒闻法欣悦的表情中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现在，我努力培养佛教文化人才，所谓「成功不必在我」，「但开风气不为师」；像依空、永芸等后进，不也是在延续我的喜好吗？
我才六、七岁时，就很喜欢游泳，能在水中数小时而不沉没，出家后最苦的事就是与游泳绝缘。我喜爱篮球等运动，在佛学院就读时，没有体育课程，我曾经偷偷地自制篮球架，因而险些被院方开除。刚到台湾时，民风保守，我带著学生去打篮球，不料学生却一直躲避。我非常感慨，我做学生时，老师不准我打球；我做老师后，学生不敢打球；我只有徒呼奈何！近五十岁时，我才在佛光山东山顶上建了一座篮球场，可说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事了！每天傍晚，我与沙弥们抢球上篮，玩得不亦乐乎，美中不足的是，经常比赛到一半，侍者一声通报，我还得和著汗水，披上长衫，赶赴客堂去会见访客。近几年来，海内外奔波讲经，席不暇暖，我只好放下喜欢的运动，仍然和一些不喜欢的事周旋。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也正是社会乱象的根源。佛陀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发现宇宙相互依存的缘起真理，因而在华严会上呼吁佛子：「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诚然，快乐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是当众生仍在火宅苦海中挣扎沉沦时，我们怎么忍心耽于安逸？甚而还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上呢？我毕生没有享受过自己的喜好，反而终日孜孜矻矻于自己原本不喜欢的事情上，但是我过得很充实饱满，法喜自在，这样的体验使我更加肯定了佛教牺牲奉献的人生观。
喜欢的，不一定是好的；不喜欢的，也不一定就是不好。人生在世，有时要牺牲自己的喜好，把兴趣转为责任，去做利益大众的事情。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