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之修行之四大门即：信、解、行、证。故若信而不解，解而不行，即无由断证。更何况不信、不解、不行，甚或虽饱览佛经，却于如来正法，不能起正信、正解，乃至种种曲解、邪解，谬解；如是不但自不能起正修行，更会误导他人。

佛法之显教大致分为性宗与相宗二大部，而相宗即是唯识学、或法相学，或二者和称为“法相唯识”然而“法相”与“唯识”是不一样的；如前所说，所有的瑜伽部，乃至小乘的大毗婆娑论、六足论，及介于大小乘之间的俱舍论，都可以说是属于广义的“法相”之学，故法相学含义较广，它可以包括一切大小乘的法相之学。至于“唯识”，则是大乘的不共法，小乘法没有。因为唯识学所研析的众多“名相”也是属于法相所摄，故亦通称大乘唯识学为“法相宗”而“法相宗”一词便俨然成为唯识宗的代名词。实则，据理而言，“唯识”得成一宗之名，因为“唯识”一词之中，即有自宗的主张。但“法相”一词，则毫无特色、主张，且为多宗所共用，故实不适合成为一宗之名。然以历代以来皆如是相传，故亦姑且随顺“传统”，亦时随而称之为“法相宗”或“相宗”；但读者诸君须知“法相”与“唯识”之别。

显教中的性宗，则是大略概括了一切显教中涉及“法性”，或以参研“法性”或“本性”为主的宗派，举凡禅宗、中观、三论、般若、乃至华严、天台等学，都可以说是研修“性宗”之学。在中国历代，性宗之学可以说是“独占”了整个“佛教市场”；至于“相宗”，则只有在唐初，于玄奘大师及其弟子窥基法师、普光（大乘光）、法师等之弘传，昌盛一时，唐后即趋式微，乏人问津；及至明末，方有藕益大师、憨山大师、明昱（yu）法师等之研求提倡，才稍稍振兴；其后却又告式微。至于民初，又有一些佛学家，主要以白衣为首，大力倡导法相唯意识学，于是唯识学又再度引起大家研究的兴趣。然这些唯识学者，他们研究唯识学的最初发心，是有鉴于禅宗在中国高度发展，而禅宗之末流则流于空疏、不精确、不确切、乃至不切实际之口头禅，因此欲提倡法相精确之唯识学，以纠正禅宗末流之弊。这等发心原无可厚非，然而却矫枉过正，只看到禅宗末流之弊，而不见禅宗正法之善；于是由本为救禅流之失，转而一心、全力地抨击所有禅宗，乃至广义的性宗，亦加以讥毁，这些学者的一些出家弟子或再传弟子，继承其志，发扬光大其说，大事“以相破性”这实在是对唯识之义，多有误解及曲解所致。其实，诸有智者皆所共知，如来大法犹如“如来之一体”而性相二宗，即犹如“如来之左右手”奈何众生不解斯义，却拿着如来的“左手打右手、右手打左手”再“以双手打头”；这岂是如来说法之意？如来说种种法，岂是要使众生执其所说之一部份法，而互相斗争，互相是非？此实大悖如来说法之旨。盖如来所宣说无量妙法，皆是以大悲、大智，依众生根机，方便引摄，皆令入无上菩提之行，即所谓：“一切法皆为一佛乘故”可怜众生愚昧，闻说妙法，不自修行，乃依我执我见，大起诤斗，因而谤法、破法、讥毁正法者，所在多有。

由于唯识学历代研究者少，可供参考的注解实在不多，且又多是文言文，再加上经典的本文及注解之文，皆深奥难解，因此现代人即使发心要学唯识，也困难重重。笔者（成观法师）有鉴于此，一来欲令佛弟子凡发心欲学唯识者，皆有门可入，至少于经论之文皆能解得，且于其旨得正信通达；二来，众生若普遍能阅佛典、于其中得正信解，即不虞为恶知识所惑、所欺诳。三来，以此宣扬如来唯识正旨，令法界众生普遍得正知、正信解；如来所说一切妙法，实不互相违逆，亦不乖隔；以如来之法“前善，中善，后亦善”故；诸佛子于如来圣教，莫自斗诤、莫起违逆之意，更勿兴谤；应顺佛教，信解奉行，灭度超越诸障：烦恼障、所知障、报障、恶业障、法障、魔障、直趋无上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