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应当承认，中国的佛教，尤其是在近世以来，根本是谈不上律制的。所以僧人少有如律而行的，俗人（在家佛子）也就更不懂得律制了。

僧人多不崇律，生活仪节不能没有失措之处；俗人不知律规，见到僧人的不顺眼者，往往加以指谪。甚至形成僧人不谈僧制僧规，僧制僧规的讨论，竟然落到了俗人的文字与言谈之中。说起来，实在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

当然，俗人之会讨论僧制，指谪僧仪，责任应由我们僧人来负，俗人是无辜的。因为俗人皆是僧人弟子，弟子批评其师，岂非师教之失败？俗人不知道以其俗人的身分来论究僧制，是不合佛制的行为，所以他们出乎爱护教誉的热忱，来批评僧人的生活，是无可责斥的。不过，我想在此指出，俗人批评僧事，仍是绝对的罪过，即使此一罪过，应由僧人分担。（《优婆塞戒经》卷三〈摄取品〉中说：宁受恶戒，一日中断无量命根，终不养畜弊恶弟子，不能调伏。）

在我国的律典中，没有一部是允许俗人来批评僧事的，特别是大乘菩萨戒，不要说是批评僧事，即使僧俗四众弟子中的任何一人犯了过失，也不应无拘束地广肆批评，否则便犯了《梵网经》重戒第六条说四众过戒。

在泰国，虽然鼓励俗人研究比丘戒，但是俗人绝对不敢论涉僧制，我想泰国佛教之允许俗人看僧律，用意当在使得俗人更能了解佛制的比丘生活，而对僧人更能发出无上的崇敬之心。当俗人知道了律制之后，自也不敢甘冒犯过的罪愆，而来抨击僧人的律仪了。

根据律制，佛弟子的事，应由僧团的会议来共同解决，比丘犯了戒，轻则向一位清净比丘悔过，中则向二个以上清净比丘悔过，次重则在二十位清净比丘中出罪，最重则失戒体，逐出僧团之外。菩萨戒犯轻罪则对一比丘悔过，中罪则对三比丘悔过，重罪则失戒体，应当在佛菩萨像前忏悔，得到了好相──见光见华，见佛菩萨来手摩其顶之后，方可允许重受。五戒弟子犯了戒，也是分为三等：上罪不可悔，中罪可悔，下罪可悔。

佛弟子犯戒，绝对不许大肆声张，逢人便说。但是仍有处理的途径，犯戒者如能自行发露，在清净比丘前至诚忏悔，当然是最好。如果犯戒者自己已将犯戒的事情忘了，或者虽未忘记，仍不坦白发露，那时可由有德资深的比丘，在集会之中，当众为之举罪，逼他发露忏悔，以求僧团的清净。如果虽遭举罪之事证俱在，而犹不肯认罪者，可由僧团会议，公推一位清净的有德比丘，去向施主宣布他的罪过，以期断绝他的信施，使他就范忏悔。可见，虽然比丘与比丘之间，也不得随意宣说他人的过失，何况俗人能够议论僧事？

但是，俗人对于犯戒的僧人，并非没有说话的机会，唯其须是最最亲善的人，以私人的关系，密下为之劝告，终不得发诸议论而笔诸文字。

还有一个规矩，那就是举罪与忏罪的问题。佛弟子共分僧俗大小的七众，僧人可举俗人之罪，并可受俗人的悔过，俗人则不得举僧人之罪，亦不得受僧人的悔过；大众 （比丘与比丘尼）可举小众（式叉摩尼与沙弥沙弥尼）之罪，并可受小众的悔过，小众不得举大众之罪，亦不得受大众的悔过；比丘可举其下六众之罪，并得受其悔过，其下六众不得举比丘之罪，亦不得受比丘悔过。

即在比丘之中，戒腊在五夏之前，不得为师，也不得离师──以其尚未通晓戒律的轻重与持犯，因此，比丘虽已超过五夏的戒腊，乃至已届百岁高龄，如其不学无知，不明戒律的轻重持犯，仍然不得举人之罪。准此而言，俗人而来议论僧事，而来讨论批评僧人的威仪作法，自为佛制之所严禁的事了。

这不是佛陀制戒包庇僧人，实在是未届其位而不识其境的缘故。佛弟子的七众之中以比丘的位置最高，戒律之中，也以比丘及比丘尼律最繁，即使身为比丘，潜心于律制的研究，也非十年八年的工夫所能穷究透彻，何况是一介俗人，单凭主观眼光的好坏，而来批评僧事呢？正像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有律师懂得较多，但至于解释宪法，又非由大法官来专任不可了。如果下一个譬喻，俗人之论僧事者，则似小学的蒙童而去评阅博士的论文，试问：那能评阅出什么名堂来呢？

我不怪今时的俗人议论僧事，所谓不知者不罪，因为那是出于他们由于不知而产生的错误。同时这一错误的产生，多半还是出于爱护佛教的热忱。

但我希望我的这篇文字，能起一点说明的作用，能使俗人最低限度不再不知高下地批评僧事。诚然，最要紧的，还要靠我们身为僧人的人，大家都能尊重律制、学习律制，并且尽可能地遵行律制。否则，以谤止谤，固然不对；实则不善而又欲人无谤者，也是不公道的。即使在俗的佛子们，为了持戒而不谤僧，却也无法禁止非佛弟子乃至外道徒众的借机破坏！

如今，我国的佛教，尤其在台湾，根本少有遵行僧团制度的约束与制衡，要想事事如律，自也无法办到。但是我们如能多懂一点律制的知识，至少也可有些警策的效用，至少在我们犯了过失之后（戒是条条都有犯的可能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未得定共戒、道共戒之前的凡夫，犯戒是难免的，特别是威仪戒），也会生起惭愧之心，无法求得清净僧中悔过，自在佛前恳切忏悔，小罪也可忏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