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佛教中国化的开拓者——道安法师对汉传佛教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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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二月初八 道安法师圆寂日——分经雅合亲光 释姓颇同增一


道安法师,河北常山人,12岁出家,受具足戒后外出参学,在邺城师事佛图澄大师(232—348),当时已有“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佛图澄大师圆寂后,因为世乱,道安法师率众四处避难,虽颠沛流离于冀晋豫一带但修学不辍,后在襄阳居住了15年,组建僧团,整理经录,制定规范,统一释姓,逐渐成为望重天下的佛门领袖。太元四年(379),道安法师来到前秦首都长安,驻锡五重寺,组建译场;太元十年(385)圆寂。16年后,鸠摩罗什法师始入长安,“恨不(与道安法师)相见,悲恨无极”。


从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来看,称东晋的道安法师是“佛教中国化的开拓者”也不为过。梁启超曾赞誉道安法师是“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佛教之有道安法师,殆如历朝创业期得一名相,然后开国规模具也”。之所以说道安法师是佛教中国化的开拓者,其贡献是多方面的:

佛经翻译


道安法师在长安建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官办佛经译场,领导译出了《四阿含》《阿毗昙》等佛经共百余万字,直接影响了后秦鸠摩罗什译场的产生。道安法师总结佛经翻译经验,率先提出了佛经翻译“五失本,三不易”的原则。


“五失本”是指汉语译文与梵语原文在表述形式上有5个方面的差别:词序不一致;译文要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加入原文没有的修饰语;译文要删略原文为强调而多次重复的地方;译文要删略原文在结尾处总结全文的“义记”;原文在转到下一话题前,喜欢把前面说过的再重复一遍,汉译都删掉了。也就是说,翻译必“失本”。


“三不易”是指翻译佛经有三种不容易:古今时俗差别,翻译要去掉佛经中“雅古”成分以适应现在的语言习惯,一不容易;佛教圣人所说经论充满智慧,要将其精义准确传达给现在的世人,二不容易;众罗汉当初第一次结集三藏,回忆佛之所说,尚且极为努力,今日凡夫按自己理解翻译佛经,要想译好,三不容易。梁启超曾概括“三不易”为:“既需求真又须喻俗”“佛智悬隔契,合实难”“去古久远,无从询证”,是有道理的。


道安法师由此明确了佛经翻译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他所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对于传统佛教思想的现代转化仍有启示意义。

编纂经录


道安法师编纂经录,是中国佛教佛典整理之始。道安法师时期,翻译的佛经越来越多,人们很难判定哪些是传入的,哪些是伪造的。道安法师因此编成《综理众经目录》,后世称《道安法师录》,是最早成体系的佛经目录,对后世佛典整理有开拓性的示范意义。


制定僧尼规范


佛教初传中土百年间,独缺完整律典。道安法师在襄阳的僧团有几百人,长安僧团有几千人,维持僧团的制度却不完备。戒律不明,僧众杂乱,已经引起世俗非议。在这种情况下,道安法师在襄阳制定“僧尼轨范”,襄阳数百人的僧团乃至长安几千人的僧团,因此管理得秩序井然。此后,这部僧尼轨范,“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道安法师依外来佛教律法而别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僧制,所谓“半华半梵”,为唐代百丈禅师创立清规开辟了先例,而宋代以后的中国佛教寺院生活,基本都是按《百丈清规》开展的。


道安法师“以释为姓”的改革,在形式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一体化进程。汉魏以来,在中国的出家人姓氏纷杂,如来自西域安息者以“安”为姓,康居、月支、天竺者各以“康”“支”“竺”为姓等等;中国的出家弟子则多从师姓,有的甚至未改俗姓。僧人统一以释为姓,是中国汉传佛教的一大特色,道安法师这一改革,减少了因姓氏差别带来的阶级、门第等社会差异对僧团团结的影响,对于中国佛教的一体化进程功不可没。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道安法师对佛教中国化的开拓性贡献,还在于他提出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举)”这一主张。道安法师中年迭遭战乱,曾率众逃难至河南嵩县,不久,又遇前燕兵锋逼近,于是南投襄阳,走到新野,对徒众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举);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道安法师的原意是:“现在遇到饥荒、战乱,(这么多人,吃饭都困难,而且很容易死于乱兵之中),如果不去依靠国主,(大家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更遑论传布佛法?”在这里,“国主”一词更多是一种指代或象征意义,并非实指“国主”本人,指代的是“国主”所能提供的安全生存环境和稳定社会秩序。这可以反向解读出道安法师对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的渴望,也就是说,只有国家好、世道好或社会安定乃至富强了,佛法才能更好地弘扬。因此,这句话表现出爱国爱教的意味。


如果作进一步的引申解读,将“国主”理解为指代或象征了其所制定的世间法律规范,那么“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举)”这句话也可解读为“不遵守国主(所制定的世间法律),那么佛教法事活动就很难开展”,其中内含的是佛教在世间要尊重、遵守法律和礼仪,不能自恃某种身份而胡作非为的意思,包括宗教活动应当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开展,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可以说,道安法师“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举)”的主张,开启了佛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及正确处理政教关系的先河,是佛教中国化最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


(本文原载于《中国民族报》(2022年3月15日7版),作者张云江、田亮,为适应公众号阅读特点,略作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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